有一年暑假，父亲到北京出差，我和母亲，还有父亲的同事刘阿姨同行。
到了北京，住进宾馆，我兴奋地在沙发上蹦来蹦去。
“太晚了，快来洗脸睡觉！”
刘阿姨一边说一边端着脸盆，提着开水瓶走了进来。她把盆子倾斜着放在茶几上，倒入滚烫的开水。
“啪”——脸盆突然翻倒在地，冒着白烟滚烫的开水向我袭来……
母亲闻声赶来，见状立即用毛巾揩干我腿上的水，只见皮一层层脱落。父亲见状，赶紧抱着我奔向附近的一家医院。
医院里，经过紧急处置后，医生对父亲说：“夏天烫伤不能包扎，敷上药后要尽量避免接触不干净的东西，否则，会不会留下疤痕，我也说不清楚。”
于是，自那天晚上开始，在我们一家呆在北京的剩余日子里，我只能坐在凳子上，把受伤的脚搭在床上睡觉，父亲则彻夜守侯，生怕我翻身不小心擦着了伤处而引起感染。每当清晨我在迷蒙中醒来，只看见父亲正忙碌着整理资料的背影。我哭了，禁不住拉住父亲的衣角，父亲抚摸着我的头，轻轻地说“婧儿，爸爸再也不打你了。”然后和妈妈轻声地说了几句什么，回头望了我几眼，走了。
回到成都几周后，我的伤腿痊愈了，而且居然奇迹般地没有留下任何疤痕。旧的创伤痊愈了，而新的伤痛却接踵而至——父亲竟然忘了自己与我的约定。
一个月后，我们一家上海老家。老祖母家住在一条小胡同里，邻居是一位大胡子叔叔。据说因为一点小矛盾，两家很少有来往。大胡子叔叔家门前摆放着各种颜色的郁金香，分外引人注目。
一天，我独自在花前欣赏，奶奶家里一位大我八岁的姐姐（按照上海的规矩我应叫她阿姨）见状，摘了一大把送给我，便径自走了。我正拿着花儿玩得正开心，恰巧遇见大胡子叔叔回家，他十分生气地把我交给父亲。
我一进屋，父亲就铁青着脸，手中的棍子高高举起，然后落在了我的身上，尽管是轻轻的，可我幼小的心却受到了莫大的伤害：爸爸啊，你可是说了不在打我的吗？
我伤心地哭了很久，父亲似乎想起了他先前的诺言，铁青的脸上透露出了一丝愧疚。这时，先前摘花给我的姐姐回来了，真相大白，我哭的更伤心了，父亲走近我，蹲下身子，抚摸着我的头，为我抹去眼角的泪水，我却得理不饶人，一个劲地哭，惹得来老祖母又是搂，又是诓的，还板着脸狠狠地骂父亲。父亲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从此以后，父亲再也没有打过我。
此后，我和父亲之间似乎有了一层隔膜，因为他毕竟毁弃了自己的信约。我总有意无意的避着他。渐渐地，我长大了，现在也已经离开父母，一人在外独立求学，即使回家，父亲也常常奔忙在外。每当同学们如放飞的鸟儿一样兴高采烈的从家中“飞”回学校，大谈着“离家的感觉真好”时，我的眼前却禁不住泛起父亲轻轻地抚摸我那曾经扎着羊角辫子的头的情景，似乎又现起他高高举着棍子的严肃的脸，以及他那在得知真相后的愧疚的神情，回想起他彻夜守侯受伤的我的日日夜夜……
于是，我拿起了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