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的《陈情表》以其“悲恻动人”的情感和形象生动的语言成为流传千古的美文，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历代文论家对它评价甚高，有的认为它“沛然出自肺腑，无斧凿雕琢痕”；有的说它“至性之言，悲恻动人”。苏轼则把它与诸葛亮的《出师表》相提并论，以为“读《出师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忠；读《陈情表》不下泪者，其人必不孝”。而我读《陈情表》，虽然也觉得它确实是一篇千古美文，虽然也感觉到了它的“悲恻动人”，但并不以为它是真正的“出自肺腑”，也不是什么“至性之言”。我更多的是读到了隐藏在这篇美文之后的罪恶——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
蜀汉被灭亡之后，作为西蜀才子又是蜀汉旧臣的李密，自然有一种故国之思，何况他还认为后主刘禅是“可以齐桓”的，只不过是“未得其人”罢了，对于蜀汉的被灭亡，他也就有一点不服气，对于篡曹魏而立的司马氏的晋朝，也就有一点不屑和不齿，或许还有一点仇恨，当然也就不愿意到这样的朝廷去作官而为它尽忠了，再加上他还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供养祖母的问题。因此，司马炎对他的“过蒙拔擢，宠命优渥”就遭到了它的推辞、拒绝。然而，由于他拒绝的对象不是一般的平头百姓，也不是一般的政府官员，而是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封建社会中对所有人们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皇帝，这个行动本身也就非同一般了，故而，他向司马炎写的这篇《陈情表》，也就与在他之前的嵇康所写的类似性质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大不相同了。
嵇康由于被好友山涛(字巨源)举荐去做官而勃然大怒，不仅不感激山涛，不接受举荐，反而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这样一篇千古奇文来痛骂山涛并与之绝交。嵇康的绝交书，洋洋洒洒近两千字，作者称心而言，率性而发，写出了自己的真人格、真性情，那才是真正“出自肺腑”的“至性之言”。文中虽然有对山涛的讥讽和痛骂，但更多的是揭露当时的黑暗社会，矛头直指当时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大将军司马昭，明确表明不与司马氏合作的坚决态度。嵇康之所以能够如此直来直去，除了他的直爽性情之外，更主要的是他所面对的只是一个文人山涛而已。
而李密的对象不同，其《陈情表》的写法当然也就不能相同，除非他铁了心不想要脑袋了。他只能是委委曲曲、遮遮掩掩。他把供养祖母作为一个拒绝出来做官的好借口，文中一再的渲染自己的身世悲苦、家境凄凉和祖母作为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人命危浅，朝不虑夕”病危处境，以期引起暴虐的统治者的同情。为了遮掩他的故国之思，打消司马炎对他的疑虑，他把篡立的晋朝称为“圣朝”，说自己是“沐浴清化”之下，而不惜把他曾经为之尽忠的蜀汉称为“伪朝”，并宣称自己做官是“本图宦达，不矜名节”，也就是承认自己“有奶就是娘”的价值观。而且一再的贬低自己的人格，称自己是“亡国贱俘，至微至陋”，来满足司马炎的优越感和虚荣心。如此这般之后，还怕不行，又把自己的不愿出仕而要留在家中供养祖母纳入了晋朝统治阶级所谓的“以孝治天下的”价值体系之内，强调自己所作所为的合法性、合理性，最后才敢提出一个解决“忠”与“孝”矛盾的“先尽孝后尽忠”的折中方法，因为“臣尽节于陛下之日长，报刘之日短”。
嵇康虽然面对的不是皇帝而是文人山涛，但他最终还是被司马昭假借罪名而处死，他或许没有料到他的奇文能够传到司马昭的手上，使“大将军闻而恶之”，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李密虽然最后达到了自己的不出仕的目的，还受到了司马炎的赏赐，但是他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应该是真切地感到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的。读到最后的“臣不胜犬马怖惧之情”这一句时，我的眼前仿佛浮现了李密的那副充满忧虑、恐惧颤抖的面容！悲哉！
从李密的这篇千古美文中，我又一次更深刻地认识到了封建专制制度的罪恶！看到了俯伏在强权淫威之下的颤抖的灵魂！同时，我又更加真切地感受到了，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的我们是多么的幸福！尽管我们的社会还有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但是谁也不会强迫我们去做官，我们也用不着去写这种如屡薄冰式的，可能使人回肠百转、一夜白发的劳什子“美文”了，更不用害怕文章写得让人不满意而可能招来杀身之祸了！幸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