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能够于余音里品出几分深邃内涵的幽默高手所存无几了，王小波算是一个。可惜45岁上英年早逝。王小游侠般地在文坛突然出现，又遽然离去，可以理解成天妒英才，也可视之为上帝的幽默。同是混迹于京都文坛，有缘小聚自是情理中事。小波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的幽默，不是王朔那种口若悬河的幽默，相反倒有些沉默寡言，至少在我这个生人面前是这样。但倘有什么话题引起了他的兴趣，偶尔插言，则必是点石成金的妙句，令人长久不忘。
王小波死后出版了杂文集《我的精神家园》，寻来一读，果然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当然他写的不是相声，目的亦非逗笑；引人发笑，不过是不经意中的本性流露罢了。他的话题大多涉及文化状态与知识分子命运，除了文化的处境便是人的处理，这类话题，自然少不了尴尬与苦涩，所以读王小波杂文，是不能笑笑就了事的。他的幽默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神秘幽黑的洞口，是浅尝辄止还是深入其中，就全看我们个人的兴趣了。
有趣的是，读王小波的同时，我还在读李辉，《风雨中的雕像》、《沧桑看云》等若干长卷都拜读了。李辉是将王小波涉及的一些问题具象化了，以历史中的文人作为载体，读来颇觉滞重和沉闷。同样是沉重的母题，王小波选择了轻松诙谐的外壳。王小彼与孪辉，仿佛一枚硬币的两面。读王小波文章常常令我乐不可支，可是当我试图寻找王小波的幽默例句时，却一句也找不出来，这才发觉王小坡的幽默并非皮肉上的滑稽与俏皮，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思维理念。维特根斯坦说：“幽默不是一种心情，而是一种观察世界的方式。”当世界荒唐时，以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对待它同样是荒唐的，而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态度来消解它，便成了智者的最佳选择，于是就有了幽默。当然，绝对的“漫不经心”是无法做到的，这种幽默，也往往并非全然的消解，而是一种更为巧妙的反抗。在《论战与道德》中，王小波发现，国人的文化论争往往“不是争 谁对难错。而是争谁好谁坏。一旦争出了结果，一方的好人身份既定，另一方坏蛋就昭然若揭；好人方对坏蛋方当然还有些话要说，不但要批判，还要揭发”，此言不谬。中国至今尚未发育出健全的论争机制，以及对多元文化的包容心态
，而学术论争一旦涉及道德问题，所谓的平等便只能是痴人说梦了。所以王小波才说：“我现在既不看国产电影，也不看国产电视剧，而且不看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比方说，贾平凹先生的《废都》，我就坚决不肯看，生怕看了以后会喜欢－－虽然我在性能力上是无懈可击的。但我深知，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老婆那样了解我。”“现在有很多文人下了海，不再从事文化事业。
不管在商界、产业界还是科技界，人们以聪明才智、辛勤劳动来进行竞争。惟独在文化界，赌的是人品、爱国心、羞耻心。
照我看来，这有点像赌命，甚至比赌命还严重。这种危险的游戏有何奖品？只是一点小小的文名。所以，你不要怪文人下海。”
王小波的文化意义也极有可能被一起消解掉。他的《极端体验》、《沉默的大多数》、《救世情结与白日梦》等篇，均直指现世中的尴尬处，以其特有的智慧与巧思，将世人熟视无睹的呆滞目光激活。以引起疗救的注意，至于那篇《一只特立独行的猪》，虽是一篇被笑料包裹的故事，却不失为一支悲剧性的挽歌。
幽默，不仅需要学养与才具，同样也需要一个良性的氛围。这种氛围要求听者拥有同样的兴趣与机敏，更要一种积极宽容的品评。我不敢说所有人都会喜欢王小波的杂文，正是基于我对后者的怀疑，真正意义上的幽默永远是一种善意的表达，当王小波调和了他的理智与情感，试图建立他的公正和谐时，许多人却将他的机智之语当成粗鄙的攻击和恶意的玩笑。因而，从鲁迅到王小波、文人的幽默常常是一种悲剧性的操作。诸如果戈理《钦差大臣》、马克。
吐温《竞选州长》、安徒生《皇帝的新衣》这类政治幽默、无不以其民族深厚的幽默传统为依托，美国电影可以拿总统、议员寻开心，而中国要形成正常的幽默环境，尚需假以时日。
许多朋友为王小波这位古道热肠的文坛怪杰的过早离去黯然神伤，而我，却分明听见了他从天堂里发出的笑声和他充满机智妙趣的耳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