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父亲的铁匠手艺是我们这里远近闻名的。本村的、邻村的，只要是铁锨、耙子坏了，都喜欢拿来让父亲修一修，父亲从不要人家一分钱。父亲说：“抬手之劳，算不得什么！”
父母养活我们姊妹七个，那时是靠工分吃饭的，父亲干一天，累死累活只能挣十分。姐姐们还得上学，弟弟妹妹又小，全家是常年吃饭顿顿少、生活时时忧。
记得三姐高中毕业那年，父亲在家的小院子里放了一个砧子，垒了一个炉子，开始教我三姐学打铁。一切齐备，父亲发了愁，那时候，铁卖一角五分钱一斤，粮食最便宜的是红薯干，八分钱一斤。当时的日子连红薯干都买不起，别说买铁打了，借铁更不可能，谁家也不会存些铁呀。正当父亲不知咋办时，一天中午，生产队长找到父亲说：“二伯，快要犁地了，你去咱队里仓库里，把那些废铁找找，拉回去给队里修修犁、耙。另外队里给你一天记十分工分，给人打下手，妹子每天记三分五，你看中不中？”父亲一听这事，连声说“中中中！”随后队长说什么，父亲硬是没听见。当时顾不上吃饭，父亲和我拉着架子车，跟着队长就去了生产队的仓库，在仓库旮旮旯旯找了个遍，大大小小的铁块块和铁条找了几荆篮，看着这些锈迹斑斑的烂钉烂铁圪塔，父亲脸上写满了惊喜。
有了铁，生起了炉子，支起砧子，我家的铁铺就算开张了。三姐跟着父亲抡起了打铁的大锤。开始时，总把父亲的手锤碰飞。别人说：“这是男孩子们干的，女孩子能干吗？”父亲笑着说：“慢慢学吧。”父亲很快把生产队的活干完，还帮队里多打了几张十齿耙子。队长连声说：“谢谢，让你受劳了。”
剩余的铁，小铁打小钉儿，大铁打成锄。打锄就不象打钉儿那么容易，一张锄必须两天才能完工，上午把锄开出来，下午把锄打成成品，第二天用锉把锄锉得有角有棱，亮铮铮的。这时候，父亲总是怀着舒畅的心情，认认真真在锄的正面骄傲地刻上自己的姓“刘”。每打完一张锄，父亲都会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看、照照，再修修，再看看，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才把锄放在地上，带着成功的喜悦直起腰，习惯地点一根烟，休息一会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