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从欧洲回来后，我持续了半个月日夜颠倒的生活，可能是时差在作祟，抑或是本能的一种生活习性。仿佛自欺欺人般地觉得，我仍然能抓着过去半个月在地球西面的生活点滴。这种幼稚的逃避，至少让我不用去直面那之后的所有带着惶恐的未来。
不知何时开始，我熟习了一个人。一个人在宿舍叫外卖，一个人在宿舍蹲上一个没有课的下午，一个人去图书馆，一个人处理各种生活琐碎的杂事。大部分的时候，我都拒绝与宿友一起出门，除了上课下课。渐渐地，就成为他人眼中安静又友好的不合群的人，但我讨厌这种称谓和评价。失却的自我便逐渐学会在陌生人面前变得乖巧，因此班上的女生宿舍在一间接一间地不停闹着矛盾的时候，我们宿舍就显得特别和谐友好。我始终选择沉默寡言、脱离，用如此一面墙来筑起隔阂，为了我那廉价的自我保护得以最低限度地获取某种安全。其实我早已承认，想要得到他人理解几乎是一件难以实现的事情，若果不断把现今的一切与往昔加以对比和评定，就更是种愚蠢的行径。
毕业前的那段日子，除了祈求早点儿结束解脱外，还存在了份完整的恐惧。它们是必然的不可抗逆的总有一天要成为记忆残片却无论如何无法阻止的，如同迈向死亡般的恐惧。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的三年。
旅程将近结束的前一天下午，我终于到达巴黎里昂火车站附近的旅馆。在放下行李正在研究着地铁线路的时候，微博上传开了以前语文科代的消息，他说您在中国时间的那天凌晨过身了，所以希望班上的同学能够在明天到您家去为您上柱香。
当时我大脑空白了一片，拿着手机反复在尽力过滤这条讯息，用我所有的理解能力去辨认“过世”这样的字眼，可我不能，我不知道如何判断您已经死去的事实。后来我没有哭，我背起包抓起地图就出门了，我沿着塞纳河再次到巴黎圣母院去，我为没有能在三年后重回这里实现爬上钟楼体验雨果的鸟瞰巴黎而感到惋惜，但我就是抛开了这条讯息继续前行。我只是在到达迪拜等待转机的那时，看到微博上班里的人在说无法想象竟然以这种方式在夏天的最后来了个聚会，然后轻描淡写地与同行的姑姑提起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