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的那年秋天，一个薄雾冥冥的清晨，父亲倒下了，再也没有站起来。
据我母亲讲，那天父亲起得早，说自己晚上未睡好，感觉有些头晕。母亲不让他出去干活了，他说不碍事，可能是血压有点高，就在院外路上收拾收拾场面，吃过饭在到卫生所看看。父亲一向很自信，家里大事小情，母亲总是听他的。谁也没想到，待母亲做中饭，喊洗手吃饭时，却发现父亲斜躺在一堆刚扫好的豆茬旁，手边洋瓷碗里只有二三十粒挑拣的圆圆的黄豆。
父亲患的是急性脑溢血，虽经抢救，熬过几天，就匆匆而别了。我们做子女的，谁也没有给他说上最后一句话，他也没有留下一句话。想到此，心里一直酸酸的，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母亲更是自责，总是唠叨那句话：“都怨我，他一向身体没啥，谁想道——”每当这个时候，我们就劝他：“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保重好自己吧！”
转眼间父亲离世已有十余年了，母亲也越发见老了。故土难离，特别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去年姊妹几个好说歹说，总算把母亲劝进县城我的家里，母亲来的时候大包袱小包裹的，啥也不愿放弃，跟她说了多少遍，城里一切都是现成的，缺啥买啥，她根本不听。这些陈谷子烂芝麻仿佛都是她的宝贝，有时说急了，又怕她生气，只好都带上。
往楼上搬运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个旧式的半截粗布口袋里，好像装有什么很沉的东西。问母亲，母亲说：“那是我挑捡的黄豆，做种用的，听说你糖高吃豆子好，我想让谁捎来，一直没遇上，这回给你带来了。”我想说这哪都有，又何必。可一个“这”字刚出口，看到母亲好像完成一件心事似的得意，话到嘴边，我只说出个“好”字。
打开布袋，我顺手抓出一小把，滚圆的黄豆粒粒饱满，个个晶莹。虽然已经放了好长一段时间，但因布袋密封严实，又扎住了口，保存完好，金黄的水色依然发亮。我轻轻的放入茶几上的托盘里，三两粒黄豆略微跳动了一下便静静地躺在托盘边缘的凹槽处，但还是发出了“当啷——”“当啷——”几声脆响，如金石珠玉一般，萦绕在我的耳畔。看着眼前金黄滚圆的黄豆，我一下子又回到了遥远的童年。
乡下老家，属于豫东平原，有着常年秋季种黄豆的历史。黄豆虽然产量不高，但极富营养价值，蛋白质含量高，易于消化。黄豆属于懒作物，要求于人的甚少。种上后，除了锄锄草治治虫外，好像不需要忙的太多，可以集中时间做其他农活。另外，黄豆和红薯等其它杂粮掺着磨面吃，不但发鲜发香口感好，还可以用来蒸发糕、炸丸子等。
要说起来，黄豆吃法很多，它可直接用来生豆芽，甚至在锅里一炒或一煮，加点盐，便是现成的美餐。当然，磨成豆腐，做成各种各样的菜肴，碾成豆浆，配制成各式各样的汤，那是再好不过的了。好像乡民们看中的还不只是这些，更重要的是多少年流传下来种地的老规矩，谁也不敢轻易变，这或许是古老的农耕文明在我国持续长久的原因之一。
记得当时老家种地，土质不好，肥料不足，灌溉又无条件，唯一科学的办法就是选种。那时的选种，跟今天的科学育种差多了，主要是靠庄户人自己在田里挑选长得壮实结果多的豆棵，提取出来，然后一粒一粒一棵一棵的用手剥。每到秋收之前，我便随父亲遍地跑，他在前面挑选提取好，放在竹篾编制的草帽里，我再端到地头，放到事先备好的大袋子里；每次选够两袋，父亲便用他那根历尽沧桑的桑木扁担挑回家去。
晚上吃罢饭，睡觉前，点上灯，一家人坐在院子里，开始剥黄豆。每人一堆豆棵，一只碗。初始还有说有笑，慢慢地没人说话了，只听见粒粒黄豆掉落在碗里的“当当”声，大人小孩都好似憋足了劲，在展开一场你争我抢的比赛。尽管毛豆尖尖的角刺扎手，谁也不作声。很快两袋豆棵就剥完了，大家嬉笑着，对比着，倒在一起，总有满满的一瓷盆。一双双小手插入金黄圆溜的豆子中，享受着劳动的快乐，微微的疼痛的感觉也变成了一种极大的幸福和满足。
种豆就更有意思了，当时有一种种法叫“点种”，也就是按照原来的垅头，根据禾苗的大小距离，有时候是在地边或其他庄稼地的空闲处进行的补种。补种容易损伤其他庄稼，父亲便发明了一种“点种”工具。现在想起来，其实也很简单，就是将一根米把长的竹棍，用烧红的铁条贯通竹节，再把竹节的一头削尖。用时竹尖朝下插入泥土之中，豆子从竹筒的另一头装入。这样即定位精准，又免去了来回弯腰的的工夫，提高了工作效率，降低了劳动强度。
妻子催我收拾了，我才回过神来。我将盘里的一粒粒黄豆重新捡回，放在手里，仔细观看，我仿佛又见到了父亲那副慈祥而泛黄的面容。父亲用尽毕生的心血和汗水，也没有在他热爱的这块黄土地上改变自己和家人的命运，他临去世时碗里遗落的黄豆与母亲送来的黄豆都寄托了老一代人对大地对生活对子孙的深深厚爱。
黄豆，圆圆的黄豆，你属于黄土地，你属于匍匐于黄土地上的农民，你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原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