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时，一册连环画，让我在牛背上度过快乐的一天；一本《红岩》小说，使我扼腕振奋，通宵达旦。那时我的脑子里还没有文学梦这个概念。
进入高中，我喜欢上了三毛、张恨水、琼瑶，但文学梦的影子，在老师的责罚和高考应试的压力下，很快消失了。
大学三年，渐渐的崇拜鲁迅、徐志摩、契诃夫、雨果……这才真正有了自己的文学梦。
我带着文学梦走上了工作岗位。但上班时，我大吃一惊，领导给我每周安排了21节课——语、史、地、生，跨头四个班。对这违背教学规律的做法，我去找校长理论，校长却以乡镇教师奇缺为借口把我驳了回来。我完全成了只能工作的机械，没有了自由的时间，我的文学梦也就成了空中楼阁。
几年后，我调进了城区高级中学，终于多了一点属于自己的时间。但我又有了家庭的压力；单位大，人情往来多了；城区与同学交往更密了。为了融洽同事关系，为了社会应酬，我不得不参与打牌、喝酒。
我的心灵渐渐被腐蚀，精神被麻痹，意志力被消磨，由以前“激扬文字”的有志者，很快变成了为世俗所困的庸人。几年下来，虽然读过几本书，但拿起笔编织我的文学梦时，心总静不下来，无所适从。
2002年，一次同学小聚会，酒酣后，我被几个同学带到保健城做保健按摩，给我按摩的小姐是一个刚刚辍学的妙龄女子。听了她的苦诉，我的心像触了电一般受到了震撼，一种本能的师者对学子的怜爱之心油然而生。我冲动了，当即对她承诺，我要成为救世主，把她从苦海中解救出来，结果我的承诺没有兑现。但那位叫“雪晴”的女孩让文学梦回到了我身边，我的第一篇小说《没有兑现的承诺》在《荆州日报》上发表。紧接着，我的下水作文《安得广厦》荣获全国语文教师全能竞赛一等奖。
后来，小孩上学，妻子患病，入不敷出的经济状况，使我不得不挤时间找点挣钱的事做，我的文学梦又和我若即若离。
直到前年，妻子的病有所好转，女儿开始了公费研究生学习，我疲惫的身心才可放松一下。年近知天命，我总算能看透尘世间的一些事，心变得淡定起来。牌与我说了声拜拜，酒和我疏远了些，不必要的应酬逃之夭夭了。
我的心能空能静，我业余生活四点连一线：读书、写作、种菜、练五禽戏。回首过去的十多年，深感韶光易逝，流失的东西太多。现在，感觉时间在和我赛跑，我要把我的挚爱追回来，文学像丁香一样的姑娘朝我走来，我张开了双臂，让她投进我的怀抱。
2012年，我开始了我的创作之旅。“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
刚写完《我的情缘》这篇散文，我正踌躇满志，自我欣赏时，手机传来急促的电话，是在岳阳上班的妻子打来的。她把我骂得狗血淋头——说第二天请假回家，要把我的电脑砸破；说我对她的感情是假的，二十多年的夫妻，她还不如其他女子；说没有心思上班了……
我赶忙解释说，这是文学，不是真的。她说我写得太真切了。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我只觉得闯大祸了，惶恐不安。夜半时分，稍稍冷静后，我想起鲁迅来，鲁迅不是用振聋发聩的文章唤醒了麻木的国民吗？文学是一剂良药啊！我何不也来尝试一下，看能否治愈妻子受伤的心灵。
我在QQ空间删去《我的情缘》，重新奋笔疾书，两个多小时，《小自行车啊，真是我的好伙伴》一气呵成。“我像猪八戒背媳妇式的憨厚、执着，用自行车把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子驮回了江北老家”。“自行车是我们喜结良缘的纽带，是我们美满婚姻的见证者……”这些情语，我都打上了着重号。果真文学起到了疗效，第二天妻子没有请假回家。
小说《笑傲教坛一傻爹》发表在《绣林文学》（本市双月刊）上后，几位领导总要将自己与作品对号入座，有的当面责问我，有的打电话批评我，都说我的文章造成了很大负面影响，要求我以后不要乱写。我据理辩驳，小说是虚构艺术，不针对某个人。我还是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坚守文学创作的价值原则——弘扬真善美，揭露假恶丑。
我把感动了不少文友的散文《怀念钱大夫》向“短文学网”投稿时，很快得到编辑回复：“因主题问题，建议您删去！”我的文学梦好像一下子蒙上了灰色，让我有点纳闷：文章并没半句反党、反社会制度的言论，是典型的伤痕文学，怎么主题有问题呢？这篇文章是今年上巳节回故里，从母亲的唠叨中得知钱大夫是文革中的好大夫却惨遭不幸，我含泪为祭奠他所写的一些文字。
正当我因创作受到限制而心灰意冷时，一个本市文友看到我的小说，专程从深圳赶回宴请我并与我交流，让我得到了温暖；中国政法大学的一位教授看了我的几篇散文并在微信上给了我较高评价：“质朴的文字，乃真文字！你的心地就像五千米高峰上的雪莲。”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文学是一剂良药，文学是一种责任，文学是一种精神，文学是一种创造，文学是一种对文化的传承。创作之路是登山之路，路上布满荆棘，路上有蛇蝎挡道，路上有悬崖峭壁，但我仍然勇往直前，只要心存文学梦想，没有比脚长的路，没有比人高的山。
我不敢妄称自己是高峰上的雪莲，但我愿做寒冬里的一枝红梅——为了迎接春天，与严寒搏斗，傲然挺立，自信乐观，俊俏坚贞。